编者按：

如何遏制专利商业维权，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提高门槛，提交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二、降低合法来源抗辩证据审查尺度。

来源：西南知识产权 公众号

文 |焦彦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判长

导语：在国内国外新的发展局势背景下，我国专利司法保护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呈现了一些新特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用新的思维来应对新的挑战，开创新的局面，从而助推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9月14日，中国知识产权法官讲坛特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焦彦法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从理论与实务、宏观与微观、政策与个案的角度，与大家分享了“专利司法保护的新趋势与新特点”，该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李雨峰教授主持，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赵志强庭长、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马海生副教授和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邓宏光教授作为与谈人。以下是根据焦彦法官现场发言内容所作的整理，已经得到焦彦法官的确认。

在各个法院都会遇到商业维权的案件，我个人认为，商业维权是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的，以终端销售商为被告，通过诉讼方式进行的维权。

2019年1月1日成立到2020年6月30日，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共审结商业维权案件197件。案件来源区域覆盖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28家中级法院。此类案件有以下特点：一是形式上具有规模性；二是本质上具有明显的商业性；三是性质上属于合法维权行为；四是后果导致专利保护制度异化；五是专利商业维权诉讼与专利恶意维权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如果以个体工商户为被告，本质上有明显的商业性，就是为了盈利、为了获取赔偿，从性质上来说是合法的，性质上没有问题。但是商业维权带来了一些后果，造成专利保护制度的异化。

商业维权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在权利类型上，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占绝大多数，发明专利较少；在权利使用方式上，以经营性诉讼维权为主；在诉讼目的上，以盈利作为直接或者隐含目的；在诉讼模式上，采取商业化运作的维权模式；在被告主体上，以终端销售商为主，偶有生产者，销售商大多为个体工商户、网络店铺等；在赔偿数额的认定方式上，几乎全部案件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赔偿；在侵权产品上，以价格低廉的用品为主，主要集中在自拍杆、打火机、文具盒、手机支架等小型日用品。

商业维权案件后果：一是专利商业维权的泛滥会导致侵权责任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的异化；二是专利商业维权的泛滥导致司法资源的大量消耗，并因个案赔偿额度低加重了社会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误读；三是专利商业维权诉讼针对的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小微电商企业等终端销售商，在当前形势下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尤为不利。

商业维权案件解决思路：一是充分发挥检索报告或者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作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仅仅是初步审查，所以专利的稳定性是有问题的，诉讼中要求权利人要提交这两个报告；二是准确理解和适用合法来源抗辩，专利法第70条规定了合法来源抗辩，该制度本意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不受到不当追责，以保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在商业维权案件中，应当对合法来源的证据给予适当的认定，只要被告提交符合交易规则的证据，比如说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记录，而且被诉侵权产品与相关凭证能够一一对应应当认定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三是合理确定损害赔偿问题；四是加强法官的释明权的行使，审慎采取保全措施，加大调解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非常重视商业维权案件的审理，通过一系列案例宣示了此类案件的司法政策， 在源德盛系列案件终审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坚持严格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定位，根据专利权的创新程度高低，侵权行为情节轻重等，合理确定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实现科技成果类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强度，与其创新高度和贡献程度相适应，达到鼓励创新制裁故意侵权、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目的，是落实严格保护的应有之义。

为了从源头上遏制侵权现象，人民法院应积极引导权利人从侵权产品的制造环节制止侵权行为，在源德盛公司依据涉案专利对制造者提起的（2020）最高法知民终357号案件中，本院依法对该案中侵权情节严重的制造者在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确定赔偿数额。而对于权利人在全国范围内未经警告，即针对众多零售商提起的系列诉讼，则要区别零售商的侵权情节合理确定侵权人承担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责任。通过上述案例，最高人民法院表明了引导权利人理性维权，打击侵权源头的司法政策。